任何当事人都是具有特定身份的具体的个人。

而正是这种倾向，使《孟子》的雄辩，同《庄子》的"不经"造成对比。广义的想象，是回忆及构思形象的思想活动。

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庄子们所谈的内容，都可归结为是对人生的反省。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15]我们可以把它当成蒙太奇方式剪辑的作品，也可以看作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展示的国画长卷。

[12] 参见拙著《〈齐物论〉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至17页的讨论。颜回打算到卫国救难，临行前向孔子辞行，孔子苦口婆心加以劝阻，最后引导颜回到"心斋"的修养上去。而金的《知识论》一书虽完成于四十年代，但迟至1983年才正式出版。

汤先生后来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佛教史，但是汤先生的佛教史注重考据，代表的是纯粹学院的学术作风，对佛教的教义、理论没有多大兴趣，造诣不深，所以他代表的不是佛家的哲学，而只是佛教史，落入了西方的古典学，不是哲学系的本分。59、吴森论治哲学的门户和方法，吴著《比较哲学与文化》（一），同上揭书，页185。胡先生所了解的杜威只是How we think"中的杜威， 杜氏后来的著作他大概都无兴趣，或甚至根本没有读过[5]。一般人到国外去，读西方哲学不能入，对中国哲学（由于平素心存鄙视）无基础，甚至连熏习也说不上。

应该说，他对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与哲学界的哲学反省是真诚的，严肃的，所站的位置极高，不乏深刻与独到，常常切中问题的要害，发人深思，他讲话一任天机，但他这项工作尚不够深入、系统和严谨。35、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0。

[16]事实上，从牟本人与唐君毅、徐复观诸先生对熊氏哲学的承续与光大来看，证实了牟的判断不谬。依他看来，自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已设有哲学系，但比较完整的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哲学系三家。他可以自己找问题，分析这个问题。[49]在此，牟氏把唐与柏拉图、康德，牛顿、爱因斯坦并列，表明了他对唐的最高肯定与推崇。

唐君毅作为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虽然不是这一宇宙的开辟者，但他像宋明的大儒以及明末清初的顾、黄、王三大儒一样，是这一宇宙的继承者与弘扬者，——继往开来，承先启后。[44]与此同时，牟氏也指出了梁先生思想的局限，指陈其一生的用心不在从三代孔孟的纵贯面开下的脉络上，因此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并不深，事功也不行[45]，并未能在循其体悟所开之门，再继续前进，尽精微而致广大，却很快地即 转而为他的乡村建设事业， 自己弄成了隔离与孤立，这就是他的生命已降落而局限于一件特殊事业中。[47]而且梁先生晚年观念已老，也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哲学上以实在论、经验主义为主。

牟氏也对这些著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彼其充实不可以己。27、牟宗三《略评金著〈逻辑〉》，同上。

总的来说，这三者的成就均不大。牟使用文化意识宇宙一语，乃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是指中国文化传统之所独辟与独显的价值领域，简言之，就是由儒家的内圣外王成得之教所开辟出来的价值领域。

60、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4～145。当牟氏读了吴森先生写的《论治哲学的门户和方法》一文，——吴文称唐君毅、牟宗三、方东美为三位学贯中西的哲学大师，并认为以他们的才智、功力和在中西哲学的造诣，都足以和世界第一流的哲学学者并驾齐驱，[59]牟并没有加以否定，或提出异议。[50]牟又曾作了如下解释： 吾所谓文化意识乃即中国固有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意识也。[31]此外，对于逻辑中诸专题的解说，金先生也仍未臻于完善。[42]在牟氏看来， 梁先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扬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在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泛滥之中，只有梁先生敢标举传统文化的旗帜，予以有力的抗衡，这是他的一生最有意义的地方。一 牟宗三在晚年，回顾与评论了中国大学的哲学系。

以后变成专门讲中国哲学。到后期，牟氏认可的哲学家尚有数位，例如梁漱溟、唐君毅、方东美先生等人。

[48]然而，无论如何，因为牟氏的这一评价而使梁漱溟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居于显赫的当代新儒家的先驱的地位，成为当代文化中国的象征。在中国当代的名哲学家中，唐君毅先生是最高产的作者之一，著作等身，诸如《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人生之体验》，《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哲学原论》（四巨册），《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两巨册），等等。

而尤其是金先生没有什么系统可言，《逻辑》不是一部好的系统书，对的经典书，使牟先生颇觉失望[32]。这是梁先生一生吃亏的地方，也使他不可能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

46、牟宗三《生命的学问》，页34，页113。抗战期间，北大迁到昆明，完全以汤用彤为中心。尽管牟氏很少从正面对他作出评论，但对他的哲学家地位是毫不怀疑的。牟先生也指出了金的局限所在，说他也只限于英美的思想，再进一步就不行了。

37、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北，学生书局，民国63（1974）年版，页6。实际上，在牟氏的眼目里，中国哲学界称得上哲学家的人物不仅仅是上列三人。

对西方哲学无所得，对中国哲学无所知，这是二次大战以后念哲学的风气。此时，金先生的《论道》（1940）和《知识论》二书[33]尚未写出，难怪牟先生要感到失望了。

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57、 参见牟宗三《康德与西方当代哲学之趋势》一文，台北，《鹅湖月刊》第5卷第8期（总第 56 期），1980年。

[19]且从五方面论析与指证了张氏的贡献，而只对张氏极其怀疑外界的条理或秩序的客观性的态度，加以批评，指陈这一态度与其承认所与为相关共变的观点相矛盾，认为他没有走到实在论，而却偏走向唯用论或唯心主义，是沾染西方偏僻思想过久，而留下的下意识地以不自然为自然的痕迹[20]，故而使他的著作在细节上尚未作到极尽自然。38、 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而梁作为哲学家的地位，恰恰是由他的这本书奠定的。[58]方东美是现代中国哲学界资深的名教授之一，以诗人哲学家或诗哲著称于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所以，罗素那一套哲学没有传到中国来。（《时代与感受》，台北，鹅湖出版社，民国73(1984)年，页127。

从牟先生的一生来看，他对金岳霖的批评最多，肯定也最多。而台大哲学系还是清华、北大的那一套老传统，以西方哲学为主，但并没有成就。

2、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同上），页139。牟氏正是由此为他作了文化上与哲学上的历史定位。